金云辉:扎根边疆 情系母校

来源:宣传部发布时间:2017-02-21浏览次数:164

  曹:金司令,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学校希望借百年校庆之机,对一些知名的、德高望重的校友进行访谈。您作为我校知名校友,又是连续两届校董会的名誉主席,是我们访谈的重点对象,今天很荣幸能够面对面地听您讲述过去的故事和人生的经历。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于此,能否首先给我们讲一讲当时读书求学的经历?
  金:很感谢学校党委的安排和对我的采访。我今年已经83岁了。1954年,我来到上财读书,当时叫做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在这个校园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1958年正式毕业。在学校四年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我原来是安徽安庆会计学校毕业的,之后考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也是百废待兴,正在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时期。那时我们都还年轻,二十岁左右,能够进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而且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是非常兴奋的,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当时学校的环境当然没有今天这样好,但对我们而言,已是相当不错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学校的校址位于欧阳路祥德路一带。到我1958年毕业的时候,学校经历了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撤并,与华东政法学院、复旦的法律系等系科合并组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个学校就没了。
  学校学习的四年,对我人生的发展和进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我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了学科专业的训练,应当说,这四年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在生活方面也很好,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5元,而且吃得很好。
  1958年,我们将要毕业。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学校每年最挠头的事情,就是学生的毕业分配。这件事不好做,大家都想留在沿海和内地,不大愿意到东北、西北这些边远地区。我们会计学专业的这个班有37位同学,年龄上有些差异,构成上大概有三种来源:一部分是调干生,就是原来在工作岗位上,被抽调到学校来学习,他们年龄稍微大一些;一部分是在校高中生,他们通过高考考进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专业学校的,比如安庆会计学校、芜湖商业学校、杭州商业学校(我老伴就是杭州商业学校毕业的)、上海商业学校。我们这37位同学,后来发展得都很好。现在虽然已经毕业五六十年了,但只要还健在的,我们都保持着联系。
  我们这一届毕业分配是最顺利的一届,大家争着要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毕业分配工作,很快就顺利结束了。我们这一届共有16位同学到了新疆,其中贸易系有9位同学,会计系有7位同学。
  到了新疆以后,大都在乌鲁木齐附近,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都很好。边疆地区建设速度会慢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条件与内地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这些我们都经历了。我在新疆一直在机关里工作,以前常讲“三门”干部,出了家门、入了校门,再进入机关大门,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缺少一些锻炼的机会。我们这些同学虽然承担了不同的工作,但我们的知识基础,还是在学校打下的。对于母校的思念,经常涌起在我们心中。
  到新疆工作后,按照相关的规定,要九年、十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所以,我们一直到了1969年,才再次回到内地来看一看。当时借经停上海转车的机会,首先回到原来欧阳路的校址,看看学校还在不在。学校已经不在了,挂的是一个电子管厂的牌子,但是当时一些学生宿舍还在。离开了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到了边疆,我们对学校的思念、对校园生活的怀念越发浓厚起来了。
  当时,学校对我们教育和培养的一些情景,到现在我仍然历历在目。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情谊,一些活动的空间、宿舍、食堂,都记得清清楚楚。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曹:您当时是从安徽会计学校来到上财读书,这是怎样一个过程?需要自己填报志愿吗?
  金:这是需要考试的。那一年,教育部门给几个中专学校分配了一定的指标,鼓励他们考取上海财经学院。这主要是因为财经类院校的生源不足,不得不动员研究领域接近的中专生来考。那时社会上有一股风气或者说一种偏好,就是不愿意考财经类学校。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鼓励其他中专学校毕业生报考财经类院校的政策。这一政策就在我那一届比较明显,后来就几乎没有了。至于来到上财读什么专业,完全是学校综合考虑后分配和安排的。一般地,从会计学校出来的读会计学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从商业学校、贸易学校来的就到了别的商贸类系科。
  曹:在专业培养和训练方面,学校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举措?
  金:就我们会计系来讲,主课是会计学,其他的普通课我们与其他专业一样,都是要上的。比如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马列主义,都要学。当然,我们的最爱还是自己的专业。因为当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会计来讲,好像社会上的“窍门”很多,但似乎还没有作为一门高深的学问和道理进行专门研究,而社会和市场都非常需要会计专业、会计学。
  曹:有哪些老师给您上过课呢?
  金:首先要提到的是我们的系主任杨荫溥教授,这个老头儿,学问和待人都相当好。可惜的是“反右”时受到迫害,“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还有其他一些老师,比如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的王惟中教授、孙怀仁教授,还有我们会计学领域的娄尔行教授,这些都是全国知名的教授。他们几位老师一上课,满满一个教室都是人。这些老师的知识讲授和人格风范,对我们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教授渊博的学识征服了我们,我们都很崇拜他们。他们对学校的发展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这些同学也曾专门到上海来看望还健在的、当年的老师。
  曹:我们暑假整理了学校历史上一些知名教授治学治教的格言,您刚才提到的几位教授,都是其中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很多理念,今天看来也很适用和富有启迪。您感觉这些教授上课有哪些特点?
  金:我们当时的很多专业共享相同的知识结构和课程配置。很多课程是几个专业的学生一起上的大课。这样的大课往往都是大教授来上,当时是在一个小礼堂授课的。
  曹:除了读书学习,当时还有哪些课余的精神文化生活吗?
  金:娱乐活动嘛,那时学校经常会举办舞会,跳舞的人不少。在学校里,我喜欢体育运动。当时的硬件设施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比,但条件也不错。一开始只有一个操场,还不够四百米规定的跑道标准。后来学校自己在祥德路那里又开辟了一个标准操场。我们这个班体育是搞得比较好的。大家都是年轻人,跑步,一百米、二百米、四百米、八百米,我们一般都是在学校里拿冠军的。
  曹:您是1958年毕业后就去新疆工作的,而且一届学生中去了16名,在您之前有没有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去边疆就业的浪潮?
  金:在我之前也有个别的,比如我的同事刘骧,他曾经担任新疆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健在,他是1952年到的新疆。在我的上一届,也是我们会计系的一个姓高的同学,他提前一年到新疆,因为路途不便,走了半年才到。我们这一届的同学,生源主要是来自华东地区,毕业分配时到浙江、上海等华东地区的同学也有,但是最多的去向是到边疆,包括东北和西北。应当说,大部分同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曹:的确很不容易,刚到新疆,一定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吧?
  金:哈哈,在我们同学中间,最大的不适应之处,就是很多人不吃羊肉。我们一路过去,先是坐火车到兰州,然后又坐火车沿兰新铁路到了一个小站,再到哈密、鄯善和乌鲁木齐。火车停下来之后,我们又坐了三天汽车。有两个女同学,一闻到羊肉味儿就哭,不吃羊肉,我老伴现在还不吃羊肉。这是生活上的不适应,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都年轻嘛,最后都克服过来了。
  刚到乌鲁木齐,我被分配到化工局财务处,我和老伴都在财务部门。两三年后我被调到新疆党委的基层部门,搞一些党的基层工作。然后就离开业务部门,过了几年又回到新疆的经济委员会做企业管理工作。“文革”十年就没有搞业务了,但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后来一直在经济委员会工作,再后来到了政府担任副秘书长、副主席,又到了党委担任副书记,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曹: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书所学到的知识有哪些关联吗?
  金:应当说,不管工作中遇到哪些新的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我在学校所学到的一些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在会计这个研究方向上延伸,但会计学的基础知识对我做经济管理工作还是有助益的。我们求学时国家的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的框架,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是就会计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而言,它是具有一定的超越性的,是任何时代都必须要用到的。
  曹:您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在不同的岗位上一定面临很多挑战。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是九五后了,相对您当时的毕业分配,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发展道路,讲求的是创新创业。那么,您对这一代大学生、这一批校友有哪些嘱咐呢?
  金:我们以前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思想的。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会计、财务制度,工业经济、统计、商业贸易等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到了工作岗位上,这些基本认知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我们以前也强调,大学毕业后,怎样结合工作实际来发挥自己的学有所长,而不是完全去照搬僵死的教条。现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治理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内在地更加需要大学生激发自己的活力来进行创新创业,当然创新创业也仍然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大学期间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人被分配到一个新的岗位,首先要判断它是一个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岗位、是大的单位还是小的单位,这都不大一样。比如你在发展改革委员会,你必须要跟中央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以此为指导,展开你的工作。如果你是在一个工厂里,搞经济工作、财务工作,你就要因地制宜地针对工厂这个具体对象,在它的活动范围开展工作,那些大的框架你没办法生搬硬套,必须有创新思维。
  曹:您之前参加过八十周年、九十周年校庆,接下来的百年校庆肯定也要出席,这些年来您也多次回到学校,您个人感觉学校这些年来有哪些变化?
  金:前面讲过,学校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第一次回学校是1969年,那时不仅学校在物质空间上没有了,它的“番号”也撤销了。六七十年代,学校又经历了两次撤校复校。后来真正重建上财,是在中山北一路369校区。所以在80年代我又来了一趟,那时有几个老师我比较熟悉,比如石成岳,他是会计系主任。还有张漪华,是个老太太,会计系的党总支书记。
  从欧阳路到369再到国定路,这个过程现在看来,变化确实很大很大。国定路这个校区我以前也来过,当时的学校两办主任方华同志之前到新疆筹建校友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虽然很长时间不见一次面,但每次校友见面都感到很亲切。他陪着我参观了国定路校区,那时这个校区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后来好像把武川路风凰自行车厂也并进来了,这才有了今天的格局。软件方面的变化也很大,新图书馆我也看过了,真的是很先进。
  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上海财经大学、当时是上海财经学院,在上海应当说是办得很好的一所学校。那时的院系调整,整个华东地区的财经学科领域的师资都成建制地并入我们学校,有的是带着学生一起来的。我是1954年入学,我入学的时候其实上面两届中有不少是当初的外校并入的。
  但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体制机制上,对于上财和整个财经学科、财经理论方面,应当说不是很重视。这一点我们当时在校的学生也深有体会,心里也不是那么平衡。为什么我们当时要把大学撤掉呢?办的好好的一所学校,培养的人才也不少啊?那时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第一医学院、第二医学院,都是社会公认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财的社会知名度和口碑没有今天这样高,以至于人们在报志愿的时候还将它排在后面。不像今天是财经热,考上财多难啊!那个时候,主要倾向于工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最终落脚在各类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人才的培养上。
  曹:那您读书时,学校还有哪些面向社会的服务和培训吗?
  金:有的。上海财经学院的夜校是很有名气的,这从民国时期就非常有名,建国后也是如此。夜校是面向社会的在职人员,他们在工作实际中遇到各种财经方面的业务问题需要解决,他们自身也需要理论上的充电,特别是对在职财会人员的业务提高,应当说是帮助很大,也很受欢迎。
  曹: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从口碑上、社会氛围来看,财经学科在当时并不受到追捧,但工作当中又片刻离不开它、有这么大的社会培训的需求。
  金:是的,现在回过头看可以说,当时从国家层面对于财经理论这一块不是很重视。但从社会上说,广大的财经从业者是真正需要它的。
  我们这个学校,除了理论研究基础很强之外,它的应用性也很强。我建议我们今天的财经教育要坚持这个优势,引导孩子们如何走出学校,面向社会,充实自己实践的知识,提高业务水平。进入社会以后,不能完全照搬学校里学的书本上的知识,还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学有所用。我们的学生也不要图一个学位上的虚名,还是要充实自己,打好基础,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我希望学校在这方面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我们的特色和优势。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德育工作必须加强。学生自身的思想建设、道德培养很重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先做人,后做事。人格都不能保有,如何做得好事情?社会上各种负面的报道,很多时候还是做人的失败。我总希望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做人的方面要高于其他学校。学校的声誉和名气,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学生的道德培育、人格培养相关的。如果培养出的学生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指望学校不受影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老师、学校党委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很规范的。我看报道说,现在很多学校的大学生不来上课,夜不归宿,我总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对头。这可能是老观点吧。我认为老师要严格管理,敢于抓这个问题,这是个学风、教风的问题。
  我知道新疆财经学院有很多上财毕业回去的老师,我听他们说,学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少数民族的学生。我们这里不是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吗?不管哪个民族的学生,只要到了学校,就是学校的成员,学校就要对他们负起责任,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也应该严格管理,不要害怕。我读书时,学校里除回族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少数民族。现在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这是国家进步、社会开放、高等教育均衡化和公平化发展的象征。
  曹:最后,能否请您在百年校庆将要到来之际,对母校和校友们谈谈您的感想?
  金:我很怀念我的母校。我们上海上财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把这一百年的事情做好,接下来还要谋划二百年的事情。随着国家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学校还要继续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优秀人才。衷心祝愿学校在新的百年中,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一定争取参加学校的百年大庆!
  曹: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祝您健康长寿!
  金: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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